——2018.1.28

    标的1.6亿元的金融借款案，涉及700余户民生工程以及多起行政诉讼案……2017年，在北京市四中院的委托下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参与调解，让双方在法庭上达成调解，进而化解了潜在社会矛盾。据北京市高院立案庭庭长介绍说，2017年，类似的多元化调解已经在民商事案件中屡见不鲜，45.6%的民事案件是以调解和撤诉的方式结案的，诉讼不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。

    1.6亿民生工程诉讼 案情疑难复杂

    2015年7月，一起标的额1.6亿元的金融被起诉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。案件的原告是北京一家贸易公司，其委托外地某银行，向被告方沈阳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1.6亿余元的贷款。期限为2015年5月6日至2015年7月31日，年利率21.4%，被告需按月支付利息。

    被告以在建工程抵押、公司高管保证作为担保，并与放款银行签订了《抵押合同》。

    起诉书显示，在发放贷款一个多月后，被告单位并没有按照合同，支付相应的利息，于是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，要求归还1.6亿元本金,支付440万元利息，以及按照1.6亿元作为基数，支付24%的罚息。

    同时确认原告对被告所抵押的、牵涉749户民生在建工程及其对应土地使用权的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。

    法院受案后，发现因为该案在建工程为民生工程，牵涉多个行政诉讼，导致案情疑难复杂。记者通过索引发现，涉案的民生工程是一个包括多家餐厅和商户的商业配套项目。

    “一带一路”调解中心介入化解棘手案

    “法院审理后发现，这个案子如果直接出判决，效果可能并不好。”四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马军介绍说，在不少金融类商事纠纷中，原被告作为商业合作关系，一旦法院作出判决，往往就意味着双方“撕破脸”，日后可能也就没有了再次合作的可能，而这个案件中所牵涉的民生项目众多，同时还涉及行政案件，如果不能稳妥解决，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案件的解决。

    “所以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，法院委托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参与调解。”马军介绍说，该中心在调解过程中配合法院开展工作，“法官负责阐明法律，调解员负责分析风险”，从双方的立场出发，说明判决后执行等有关问题，以及相关的时间和履行成本，最终，双方达成一致，该案当庭调解成功。

    调解书确认被告2018年3月底之前向原告偿还委托贷款借款本金1.6亿元并支付相应利息400万元、实现债权的费用130万元，原告作为债权人化解了不良资产的风险，被告作为债务人承诺及时履行债务，案件的解决达到双赢。领到调解书时，当事人均对调解结果满意，同时表示这种调解模式既新颖又高效。

    马军庭长介绍说，四中院已经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签订了协议，不少商事案件都会请该中心的调解员到庭参与。目前，四中院也已经受理涉外以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商事案件，也会引入该项调解机制。

    ■ 案例

    夫妻闹离婚 调解后不再对簿公堂

    类似的多元化调解，如今在北京各级法院比较常见。除了重大专业的经济类案件外，百姓之间的离婚继承案中，也可以越来越频繁地见到调解员的身影。    

    68岁的顾兵曾经在法院担任过19年陪审员，退休后，她接受东城法院的聘任，成为了一名人民调解员，针对婚姻家庭、机动车交通事故、物业供暖、标的额较小的买卖合同、民间借贷等纠纷开展立案阶段调解及诉调对接工作。

    2016年5月30日，一对夫妻来到东城区法院起诉离婚，法院受理人员认为两人的感情有挽回的可能，建议夫妻二人先到诉前人民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，夫妻俩表示同意。

    顾兵接待了这对夫妻，男方马某43岁，自己经营生意，女方姜某29岁，目前待业，二人于2014年初自由恋爱结婚，无子女，在北京无房产，目前租房住。    

    妻子姜女士提出，由于丈夫马先生晚上经常在外喝酒至深夜才回家，自己常常等到深夜，时间一长，身心都受到影响，实在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所以提出离婚。 顾兵注意到，在妻子抱怨的时候，丈夫一直低头不说话，不时看看妻子。等妻子姜女士说完，马先生说，因为自己做生意的原因，所以经常要出去应酬，喝酒晚归也是迫于生计，自己也很无奈。

    通过两人的描述，顾兵感觉两人感情有挽回的可能，于是分别跟双方进行了沟通，但“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很难强行说服”，于是顾兵改变调解策略，拟好离婚协议，同时又问姜女士：“如果今天离婚后你住在哪儿呢？”这时，姜女士落下了眼泪，马先生拿出纸巾为妻子擦拭，并且试探着说，要不就不办离婚了？

    一直坚持要离婚的妻子犹豫了，最后，夫妻俩对顾兵说：“我们再回去考虑考虑吧，明早给您答复。”

        第二天，两人给调解员顾兵打来了电话，经过一夜的考虑，他们不打算离婚了。直到2018年1月26日记者采访时，这对小夫妻再也没有提过离婚的事情。  

         ■ 追访

       多元调解 纠纷找到解决渠道

        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杨艳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司法实践表明，诉讼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。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理应有多种解决渠道。大量原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纠纷进入诉讼程序，会进一步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，还可能引发执行难及涉诉信访等新问题。而调解具有便捷高效、低成本、方式灵活、保密性强，有助于修复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，可以一揽子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所有纠纷等多种优势，能够较好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，这是北京法院积极推动多元调解工作的动因。

        客观方面，北京法院近三年新收案件量逐年大幅升高。2017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769817件，比2012年上升86.3%，但推进多元化调解机制，根本目的是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；让法官从重复审理大量琐碎纠纷的审判压力中解放出来，集中精力审理好疑难复杂、新类型案件，并不能片面看成“案多人少”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 杨艳举例说，从北京法院案件审理情况看，71%的民事案件是通过简易程序审结的，45.6%是以调解和撤诉的方式结案的，这些案件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当事人争议不大，适宜通过调解的方式化解。